宝兴地处中国西南横断山脉青衣江上游,这里资源丰富,气候宜人,具有人类生存的良好条件,我们的先民凭着他们的智慧和力量,早在4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已涉足扎根在这块土地上,开发和利用这里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,生息繁衍,发展壮大,并创造了宝兴悠久的历史文化。
距今约3000年的西周时期,一
公元前七世纪,蜀国开明氏取代了杜宇氏的统治,保子帝(蜀国帝)攻青衣,征服了青衣羌国,从而加强了蜀、羌民族的融合和交往,羌人的经济文化也有了迅速的发展。
公元前329年秦灭巴蜀,青衣羌国被纳入秦国版图,公元前182年(汉高主六年),设置青衣县属蜀郡,青衣始有行政建制。汉武帝天汉四年(公元前97年),设蜀郡西南都尉,住在青衣。东汉安帝永初二年,蜀君青衣道羌人奉献内属。东汉廷光元年蜀郡西部都尉改为蜀郡属国,管青衣(今宝兴一带)、严道(今荥经一带)、旄牛(今汉源一带)和徙县(今天全一带)。东汉顺帝阳嘉二年(公元133年),发生了著名的“青衣内附”,即“青衣王子心慕汉至上求内附”,从此,青衣改为汉嘉县。
随着青衣建县,“青衣羌国”的社会组织和民族势力发生了变化,行政建制逐渐代替了以部落集团为结构的氏族族长制度。汉王朝的统治势力不断代替青衣民族的政治地位,而成为青衣王国的实际统治者。汉人移入羌地的人数日渐增多,青衣羌地的民族在其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信仰等方面受到了强烈的影响,许多羌人逐渐被同化成为汉民族的成员。原居住雅安、芦山和灵关一带固守传统文化的羌人,在汉民族势力不断扩展下纷纷向着偏远山区迁徙,宝兴就成了青衣羌人最后的聚集地和归宿地。
东汉中后期,农业生产在青衣羌国开始萌芽,铁器普遍使用,制陶工艺、砖瓦烧制也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水平,青衣羌人的传统文化在汉文化强烈的影响和冲击下,已经明显削弱,而汉文化在青衣文化中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。
唐宋时期,宝兴是著名的南丝绸之路的青衣道,在同外地的经济交往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。宝兴的各类土特产和牲畜马匹,由这条古道向外输送,外地的珠宝海贝也由此传进宝兴。这个时期喇嘛教也传进了宝兴,并为宝兴羌人所接受,进而又发展成颇有地位的一种统治文化。在元代,喇嘛教已取代了青衣羌人的传统文化,宝兴羌人氏族蕃化,转化为蕃民。其社会形态为土酋统治,归附朝廷,向金川纳贡。
明代初年,土酋苍旺业卜率宝兴蕃部归顺大明,屡建奇功,于洪武六年( 1373年)招至京师,赐授“董卜韩胡宣慰使司”,从此宝兴成了土司世袭统治地。清雍正三年(1725年),坚参达结掌土司印务,兼摄明正土司(今康定、鱼通一带)。雍正十年,其妾王氏幺幺续政,又充分展示了一代女土司的过人才干,把土司势力推向了鼎盛。1736年,清乾隆帝登基,正遇四夷复起,危
十九世纪中叶,天主教传入宝兴,继而境内各处教堂兴起。外国传教士涉足宝兴,陆续发现并向外界介绍了宝兴大熊猫、金丝猴、珙桐等珍贵的动植物。光绪十一年(1885年),穆坪土司坚小亭,因欠了明正土司直扎喇嘛白银200两,竟以外郎、邓池两村作抵押。并刻碑石为约,即“穆坪暗界桩”,这是土司时期的一大耻辱,也是穆坪土司走向没落崩溃的开始。1917年,土司衙署被焚。直到1928年,宝兴“改土归流 ”(即改土司制度为流官制度)建立宝兴县,统治宝兴500多年的土司制度才永远退出了历史舞台。
1928年6月,建昌道道尹黄煦昌奉命率垦务队到穆坪行改土归流事,当即设立筹备处,经过一年多的筹备,地方纠纷渐渐平息。1929年12月28日,中华民国内政部正式行文批准成立宝兴县。
建县初期,百废待兴,县级行政机构很不健全,随着时间推移,机构日趋完善,党、政、参各种组织相继建立起来。1929年到1950年宝兴县先后成立了趋于正规的县政府组织机构,除有县长、秘书外,分设了民、财、教建、司法等常设机构和部门。省政府是按照机构设置的编制计划下达行政经费的,对各科科长、各区区长以及有的公务员如督学、技师,还是由省政府直接下批文、定俸薪的。其基层行政机构的设置,早在1928年改制的时候,就将全县划为五个区。区设团总,下设团保,但直到1936年,区级行政机构也不健全,保甲尚未编制。1941年后才逐步建立了南城镇、北城镇、五龙乡、陇东乡、硗碛乡、盐井乡、明礼乡。
宝兴县从建县到中华人民
由于宝兴地处边陲,交通阻塞,生产落后,人民贫困,而
1950年2月,经中共西康区委会批准,组建了中国共产党宝兴县委员会和宝兴县人民政府。为争取早日和平解放宝兴,县委在雅安、芦山、天全等地,通过地下党和各阶层人士调查了宝兴县的社会情况,
同年5月15日,中国人民解放军62军185师555团3营7连、9连和中共宝兴县委、县人民政府全体工作人员在中共地下党员唐绍清、民主人士李祥熊的陪同下,进驻宝兴,宝兴宣告和平解放。(作者 姚伟东)

(东汉梯形阳线雕狩猎图画像砖)
(东汉四足双耳羊头纹红褐陶罐)
(战国鸟兽孔雀翎铜带钩)